“杜明珍，九十七分。”在座位上攥紧双手等待着成绩的我，此刻如遭五雷轰顶。你一定很奇怪，满分一百分，难道九十七分还不算一个很好的成绩吗？然而，老师对我的要求是，满分一百分，一分都不能少。等待着我的，是戒尺的惩罚。跟我同龄的人，应该很少听闻吧。戒尺，于他们而言，似乎只出现在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里。但于我而言，它确是我一年级整整一年的噩梦。九十七分，差三分，打三下手心。

那时的我就读于一所专门为外来务工子女开设的小学。我在那读完一年级后，爸妈换了工作地，为了让我接受更正规的教育，他们计划把我转到一所本地的小学。2005年，那个时候外地的孩子想上本地的学校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越过一道道阻碍，通过校长的面试和简单的问题回答，我终于能去本地小学念书了。但四千元的借读费，是不能免的。这笔费用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不可小觑的。爸妈东借西凑，最终跟校长定下协议，先交一半的钱，一年后再交另一半。令人欣慰的是，到了第二年，国家全面取消借读费，我们家那两千元不用交了，这让我的父母在连连夸赞国家政策好的同时，也为经济负担的减轻松了一口气。也是在这一年，学校多了很多外地的同学，其中也包括我的闺蜜——海燕。

我对新学校的一切感到新奇，这里没有早早地绕一大圈接同学的校车，没有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老师，也没有不考满分就要用戒尺打手心的班主任。这里都是一人一套桌椅，我不用再像以前用长书桌和长板凳时，担心同桌突然站起身自己就会把椅子翘起来，有事跟同桌闹矛盾还要在桌上分个三八线。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六年级第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班级第一，班主任奖励了我一支精美的钢笔。回家后我跟父亲说起来，他便也回忆起他读书的时候。他的话在我脑海里掠过的时候，就像电影一幕幕生动地在我眼前放映——我看见他在天色还昏暗的时候，就静悄悄地起床了，生火煮粥，把一家人的早餐烧好，自己却只拿了两个冰冷的黑馍馍就踏上了去学校的路。我看见他穿着草鞋翻过一座山，再翻过一座山，天渐渐地亮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坐进了狭小的教室。我看见老师那用家乡话带领着大家读课文，同学们几个人合看一本书，大声地朗诵着……父亲回忆他那个年代的教育，又看到如今我接受的教育，不禁感叹国家的教育发展的速度之快以及势头之好。父亲叮嘱我一定要珍惜优良条件，好好学习，将来要考大学。那时的我对于考大学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只知道那应该是个很厉害的目标，也常常纠结是该考清华还是考北大，现在想来也是天真。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考大学很难”是听了美术老师的一席话，我读二年级时，美术老师的女儿正要高考，她谈起女儿即将高考：“女儿跟我说要高考了很紧张，我告诉她，不要紧张，虽然高考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放心，你要是不小心掉下来，爸妈会在下面接住你的。”年幼的我那时并不理解这其中的意思，只大概明白了高考，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

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向往的初中。但令人难过的是，我跟海燕要分开了。她比我大一级，只在这儿读了一年初中，这一年就要只身一人回老家念书了，很难想象，跟我一样大的年纪，她一个人坐车回老家，吃住都在学校，没有亲人的陪伴。那时听说2017年开始实行异地高考，正好是我高考那一年，而她恰好与这政策擦肩而过……苏州和安徽考试的模式也不同，她不得不回去。我的父母在为她感到惋惜的同时，又不禁再一次赞叹国家的教育政策越发走向完善与公平。我也为自己的幸运而感到欣慰。

初中三年时光匆匆，转眼中考结束。在一个睡眼朦胧的早上被母亲叫醒，得知我被第一志愿的高中录取后，我瞬间清醒了。又是一个新的校园，李政道先生的“求学问 需学问 只学答 非学问”被刻在进校门最显眼的大石头上，这十二字陪伴了我整整三年。现在，它“退休”后，“自谦自信，务实超越”成了我新的伙伴。我带着它走入大学的校园，走入图书馆，探索我从未接触过的新的世界。社团活动丰富了我的课余时间，也让我认识了更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院的朋友。社会实践锻炼了我们策划整理的能力，也考验了我们团队合作的力量。在大学担任班长，不仅仅再是收发作业这么简单，班级的纪律、活动，甚至班级的风气，我都要有所担当。大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广的充分展现自我的舞台。现在的大学已然不似改革开放后刚恢复高考那年头了，更多的人能有进入象牙塔的机会，同时更多人的进入也为大学带来了青春活力和知识人才，反过来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前几个月得知江苏高考改革在即，不禁感慨，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中国高考改革的大刀阔斧，也算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的一个缩影。我的父母经历了前二十年，我经历了后二十年，这四十年的变化真可谓是天翻地覆。相信未来，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国的教育也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新闻学院 新闻1701 杜明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