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形成理论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发展理论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国外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世界经济深陷大萧条而不能自拔，国际贸易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我国发展面临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工业品价格下降，金融风险隐患增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进入新常态。面对新时代的新矛盾新问题，中国经济该去向何处，迫切需要给予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回答。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经济大势和中国经济形势做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明确提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等等，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精深、理论深厚的科学思想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里需要特别阐述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是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这六个理论品格。
政治性。政治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品质，集中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关于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反复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党能够综合运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集中资源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实现各种体制机制和要素的优势互补与系统集成，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既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制胜关键，也是今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首要的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因此，《资本论》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品格，不仅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而且阐明了一系列实现这一发展思想的理念、方针和政策。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他还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还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根本都是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也要紧紧依靠人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阐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发展实践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他强调，在新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更好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品格，既鲜明回答了我们的发展是着眼于物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问题，又鲜明回答了这个发展是为少数人的发展还是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
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此它的科学性品格集中体现在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析，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客观规律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社会再生产实现规律、资本周转与循环规律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遵循、运用和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比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对科学发展的经济规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规律、包容性发展的社会规律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科学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指挥棒”。又比如，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的理念，也是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出发得出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既包括对正确开展经济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要求。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经济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经济不波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再比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样是从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得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正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格局，因而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我国能够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经济发展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品格，集中体现在它的问题导向和对实践中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上。《资本论》是在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英国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写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是在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大量新矛盾新问题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断，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四降一升”现状而提出的。他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正是基于这一实践逻辑的认识，他创造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举措。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他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源于实践又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有效化解“三期叠加”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有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跃升了一个大台阶。
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品格，主要体现为它兼容并包，批判地合理吸收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各种学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不仅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中汲取理论营养，而且大胆借鉴圣西门、傅立叶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内核，创造性转化和运用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和辩证的方法。这种开放性理论品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充分继承和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丰富发展，不仅科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包含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经济思想中的“理论精髓”，而且广泛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当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的科学理论品格，使其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注重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充分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优秀成果、借鉴各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创新活力和实践引领能力。
民族性。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又实行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指导和引领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稳健发展的指导思想，必然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品格，这主要体现为它始终坚持文化自信，重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因此，“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道德经》《论语》《管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盐铁论》《尚书》《中庸》等中华传统经典中的著述来分析解释当前的经济问题，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更饱含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高超智慧。比如《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国家治理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执政者是否施仁政、合民心，反映了“以民为本”“立君为民”的价值观，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人民性”的重要源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避免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社会动乱，主张均衡社会财富。《论语》指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共同富裕的观念也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共享发展观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孕育的优秀经济思想、积淀的丰富治国理政经验中汲取营养，更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因而使这一思想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性特质，而且更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从而为引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广泛社会共识、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的这些优秀理论品格，使它能够创造性地回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它能够深刻回答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内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成熟定型，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而成为引领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作者：何毅亭）
